1959年，我17岁时，便高中毕业了。那时我还并不知道父亲在1957年的“大鸣大放”中，由于在座谈会上提出来旧海关的某些规章制度值得借鉴，而新海关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应予改进，事后从海关总署统计处副处长，调往外贸部编译室搞起了资料工作，是因为内定为了“中右分子”，需“控制使用”的缘故；这本已影响到我考大学被录取，我自己又因遭人暗算，更遭致操行评语里有“不宜入大学深造”一类“建议”——详情在我于1999年出版的《树与林同在》一书中有具体披露，此处不赘——所以，我没能进入自己所向往的大学；要不是那一年师范类院校开头未能招满，从而再从已淘汰的考生中拣拾回了一些，我可能连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也上不成。它原是北京师范学校，地址在外城宣武区南横街。这样，它也就成全了我，连大学也留在城圈里上。从1959年入学到1961年毕业，那两年我的生命轨迹基本上在师专左右游动。那里离菜市口很近，是清代行刑的地方，谭嗣同等“戊戌变法”的六君子，就牺牲在那里。那附近还有回族聚居的牛街。在我们师专对面，有解放后新修的一座伊斯兰风格凸现的伊斯兰教经学院。那一带地方，贫苦人家较多，京腔京韵更浓，显示出北京另一面的风情。
北京城原来分为以皇城为中心，皇城西边多贵族府第，而皇城东边多富商豪宅（其实不尽然），大致呈正方形的内城，和前门（正阳门）、崇文门、宣武门——近年来常被合称为“前三门”——以南的，大致呈矩形的外城。现在这内、外城都在二环路内，分为四个行政区：东城区，西城区，崇文区，宣武区。我1950至1960年所住的钱粮胡同，所上的学校，所出没的隆福寺、东四牌楼、北新桥、交道口、东皇城根、骑河楼、王府大街……都属东城区。1960年，我父亲调往张家口工作，母亲随往，北京没有留房，我只得把师专宿舍当作自己的家，那两年活动在南横街、烂漫胡同、虎坊桥一带，那属于宣武区。1961年我从师专毕业后，分配到北京十三中工作，那本是辅仁附中，在什刹海附近的李广桥斜街，后改称柳荫街；我先住在西煤厂宿舍，后搬进学校本址里住，在那里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并娶妻生子，搬到柳荫街一个小杂院里，住进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，在那里写出了我的成名作《班主任》，迎来了改革、开放的新时期，进入了文坛，并在1979年，第一次坐上了飞机，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到罗马尼亚访问，第一次看见了大海，看到的人家国家边上的黑海；我也就在这一年，从柳荫街搬到了北京东南方一个叫劲松的新居民区。在十三中的那十几年里，我熟悉了那一带的市民生活，我那一阶段所来来去去的地面，什刹海，银锭桥，钟鼓楼，烟袋斜街，鸦儿胡同，花枝胡同，羊角灯胡同，三不老胡同，等等，都属于西城区。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就是以那十多年的生命体验为主，结晶出来的；其中有关四合院的描述，当然也还动用了在钱粮胡同居住所积淀的印象。1975年我从中学先是借调，后正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（现北京出版社）当编辑，工作地点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，由此我又熟悉了崇文区的花市、榄杆市、东四块玉等地面。你看，我这半个世纪转来转去，把北京城圈四个区，可谓是“十二栏杆拍遍”了！
在北京十三中当中学教师时，我是很卑微的一种存在。我就是教书，有时当班主任，因为不是党员、干部，所以不会抽调我到远郊搞“四清”什么的；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学校里乱作一团，那些糟心事就不去说它了，但因为我并非学生，所以也轮不到我“上山下乡”。后来“复课闹革命”，因为反“师道尊严”，学校的玻璃窗几乎都破砸光了，但我们当教师的也只能是夹着尾巴，勉强维持；中学是很小的社会单位，哪里能到外地设“五·七干校”，所以除了短期到市郊劳动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城区。记得大概是1970年年初，满北京城的国家机关干部似乎都在限期奔赴“五·七干校”，一时间北京所有的旧货商店塞满了干部们惶急中处理掉的家具，往往店堂里放不下，就直接摆在店门外的人行道上；那时北京郊区一些成分好不怕事的农民，便赶着大车进城搜罗这些便宜货，往往三五块钱便能买去一张饭桌，十来块钱便能买下一架带镜子的大衣柜，构成那一历史阶段北京街头的奇观——恐怕也只有我这样的，既没下“干校”任务，又尚未成家、无购物欲望的芥豆人物，才得以对之冷眼旁观，暗中叹息吧！
“文革”恶梦醒来，睁眼一看，呀，北京的城墙，怎么几乎荡然无存了啊！再去隆福寺，天哪，所有的庙堂，其中所有的文物，以及附属的古老房舍，竟也拆除得星渣不存，包括我在《蓝夜叉》里写到的那个无与伦比的，世界上最瑰丽奇特的藻井，也湮灭无踪！
（摘自《刘心武侃北京》，刘心武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。）
 |
